第九节 中央入川(二)
杨永泰就任渝城市长已经两个多月了,没到渝城之前,他对报上的吹捧有些嗤之以鼻,可这两个月下来他才真正知道报上的介绍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,两个月时间他就参加六家工厂的开工,十四家工厂的奠基仪式,渝城到处都在招工,有点文化的被哥哥招工点抢着要,各个码头的繁忙快赶上上海了,是去内几条大型道路改造已经完成。杨永泰清楚的记得贺国光在移交政务时那个遗憾的神态,也记得贺国光告诉他的话,在渝城干一年比得上在其他地方干五年,痛快!
在繁忙的建设下面,渝城对社会的控制是国内各地最严的,渝城本地新闻界基本被一网打尽,几乎所有报社被控制在渝城宣传部手中,民间报社除了梅悠兰的《渝州晚报》外,还剩下一两家在苟延残喘,每天的发行量不超过一千份;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,渝城绝对没有军人或者警察攻击报社的事情,但没有记者或者报社敢“胡乱报道”,因为他们全部持有宣传部发的记者证,一旦出现“错误报道”,受到的处罚将是严厉的,吊销记者证是最轻的,重的是罚款,数额足以让报社破产的罚款。除了本地新闻外,外地的报纸很难进入渝城,渝城停止邮寄几乎所有外地报纸,除了《中央曰报》等少数几家国民党报刊外,连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这样的报纸都不准进入渝城。
新闻界的控制值是控制的一个方面,在社会结构上,渝城政斧的触角伸进社会的最基层单元,街道设有街道办事处,村设有村委会,工厂设有工会、国民党委、三青团委;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政治课讲授《三明煮义基础》、《总理文选》、《爱国主义》、《总裁言集》等。
除了这些机构,每个渝城市民还必须领有身份证,无论工作还是住宿都必须有身份证,外地来渝城的,超过一个月就必须办理临时身份证,这个证件是你在渝城工作办事住宿必须有的证件。
除了这些外,渝城与其他地方的区别还有,基本看不到税丁,杨永泰这两月走了江北县、北碚县两个县,沿途没看到一个收税的税卡,田里根本看不到一个儿童,所有适龄儿童全部上学去了。杨永泰还记得他在路上问一个卖菜的农民,农民告诉他不去不行,不去老汉(即父亲)得去坐牢,再说让娃娃读点书是好事,他的三个娃娃全部进学校读书去了。
大致了解了渝城以后,杨永泰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渝城推广新生活运动这么顺利,有如此严密的控制,想不顺利都不行。
不过杨永泰没想明白的是,庄继华是如何保证执行效率的,国民政斧在江西、福建推行保甲制度,老百姓的抵触情绪很大,甚至不得不动用军队保证保甲制度的推行,勉强建立起来,可行政效率奇低,一天能办完的事,甚至有些地方要拖上十天半个月,好点的也需要三四天。
“其实这没什么不好解释的,”庄继华在去成都的路上给他解释道:“保甲制度和渝城推行的制度建立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,保甲制度是从上到下建立的,我们是从下往上建立的;其次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,保甲制度首先损害老百姓的利益,然后才能让老百姓获取利益;而我们是先让老百姓得到利益。老百姓得了甜头,自然会支持我们的制度。”
“可最终的结果没什么区别呀。”杨永泰很是迷惑,朝三暮四的手法难道就没人看破。
“这不一样,”庄继华淡淡一笑:“绝大多数老百姓只会看到眼前利益,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,所以先让他们拿到利益,建立起管理体系,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来解决,如此老白也就热了这个体系,支持这个体系。”
杨永泰陷入沉思,实际的巨大反差,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提出的保甲制度。新修的很平整也很宽敞,颠簸较小,庄继华很惬意的看着窗外的风景。
“最迟年底,成渝铁路就能通车了,到时候去成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”庄继华忽然说。
成渝铁路上最关键的沱江大桥几近完工,全线打通了十六处隧道,修建七座铁路桥,已经完成六座,目前每天有近十万人在铁路线上建设。
“了不起呀,两年时间就把它建起来了。”杨永泰顺口夸奖道,他心里却苦笑,有庄继华这样的财力,什么事情做不了。
“可这不够,还必须修建出川的铁路,”庄继华摇头说:“把川内的武器弹药送到前线,光有船是不够的。另外还有….”
庄继华说到这里转头问杨永泰:“你说刘湘会接受校长的命令吗?”
刘湘战败后,蒋介石除了要刘湘整顿川军外,还要求刘湘整顿川政,交出四川所有民政权力,在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主席之间选择一个职务,很显然刘湘是不可能交出的军队,所以他必然选择川军总司令,那时杨永泰就会顺理成章的接受四川省主席的位置,而渝城市长就由庄继华接手。
“估计很难。”杨永泰感到蒋介石的步骤太快了,刘湘恐怕接受不了:“委员长这次的动作太急,其实可以先整理。”
庄继华点点头,他也认为蒋介石的动作太大,刘湘肯定会反噬,可他还没说什么,杨永泰却问道:“你对渝城的新生活运动怎么看?”
七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出任总会长,熊式辉出任总干事,正式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,八月宋美龄也高调出任妇女运动指导长,辅助蒋介石全力推行新生活运动。
在渝城滕杰出任新生活会会长,庄继华没有选择陈启坤担任妇女运动指导长,而是说服潘慧琴出任这个职务,李之龙当然明白庄继华的意图。
新生活运动在渝城顺利推行起来,大街小巷刷满标语,一时之间西装几乎绝迹,中山装密布上流社会,高档饭店门可罗雀,每个街道都组织了清洁队,街面打扫得干干净净,一切似乎都很好。
新闻界也发动起来,报刊上连篇累牍解释为什么要发起新生活运动,新生活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,如何参加新生活运动,而后就是新生活“先进”事迹,滕杰充分发挥了舆论控制的威力,把整个运动搞得轰轰烈烈。
“滕杰做得不错,只要能坚持下来,必定能振奋民族信心。”庄继华非常谨慎,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,实际上他不看好这场运动。
除了渝城以外国民党没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,缺少深入基层,发动群众的能力,离开群众,运动的深入姓和持久姓就很难保证;其次这次运动要有点像“禁欲”,运动的指导方针简称三化:生活艺术化、生活生产化、生活军事化,希望国民“勤以开源,俭以节流,知奢侈不逊之非礼,不劳而获之可耻,从而救中国之贫困,弭中国之乱源”;让那些达官贵人保持简朴,短时间可以,时间长了,恐怕他们自己就无法坚持了,他们一撤,老百姓会自然也就撤了。
“我们的国人就是贪图安逸,西方传来的一些奇谈怪论搞乱了国人的思想,忘掉了中华文化的精髓:忠孝节义,礼义廉耻;委员长希望能通过这样一场运动,让国民重新认识中华文化。”杨永泰压抑着心中的兴奋,这个运动还是按照他在蒋介石身边设计的轨道运行,这让他很兴奋,又让他感到一点机会:“我看渝城做得很好,应该向委员长报告,让全国各大城市派人来学习。”
“畅卿先生,你是有专折奏事权的,完全可以向委员长提出来呀。”庄继华笑着说。
“当然,”杨永泰听出庄继华话里的意思,但他还是不动声色的说:“文革,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军事专家,现在看来党政军你是样样拿手,我想请你出出主意,现在这运动还需要做哪些?”
庄继华有点意外的看看杨永泰,这杨永泰一向自负,今天是怎么啦。杨永泰的眼神很诚恳,庄继华想了想还是推辞道:“说实话,我的事情太多,没有研究过,不好开口呀。”
杨永泰毫不在意,仍然诚恳的说:“一事通,百事通;文革何必谦虚呢。”
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:“我说点意见吧,不成熟,也不知道对不对,您参考。”
“但说无妨。”
“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,因为农民占国民的大多数;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,所以在渝城这两年,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,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,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,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,而应该到农村去,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,这场运动才能成功。”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。
杨永泰沉默了,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,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,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,主张士人治天下,信守君臣之道,认为通过有艹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,实现国家的富强。象他这样的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。
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,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,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,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,而是相信法律、管理、组织,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,至于思想,见他的鬼去吧。
“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。”沉默良久之后,杨永泰才缓缓的说。
“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,”庄继华立刻答道:“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,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,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,在农村建设学校,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,这一点却是错误的。”
在庄继华到渝城后,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,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;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,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,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,显然是失败了。
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,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,直到两年之后,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,然后他就后悔了。
“畅卿先生,下一步我打算在渝城推行减租减息,你怎么看?”庄继华问,杨永泰是渝城市长,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,争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。
“好呀,”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:“国民政斧早就有这个法令,民国17年国民政斧就制定过《田农保护法草案》,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,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,可地赋太重,士绅反对,不得不停止。渝城与当年的浙江不同,除了不收农税外,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,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。”
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,那是见了血的,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,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,卖庄继华一个好,以便加强双方的合作。
两人在车上好像闲聊一样,就把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方向给定下来了,同时还达成一个不落文字的协议,杨永泰将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运动,庄继华推行减租减息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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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繁忙的建设下面,渝城对社会的控制是国内各地最严的,渝城本地新闻界基本被一网打尽,几乎所有报社被控制在渝城宣传部手中,民间报社除了梅悠兰的《渝州晚报》外,还剩下一两家在苟延残喘,每天的发行量不超过一千份;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,渝城绝对没有军人或者警察攻击报社的事情,但没有记者或者报社敢“胡乱报道”,因为他们全部持有宣传部发的记者证,一旦出现“错误报道”,受到的处罚将是严厉的,吊销记者证是最轻的,重的是罚款,数额足以让报社破产的罚款。除了本地新闻外,外地的报纸很难进入渝城,渝城停止邮寄几乎所有外地报纸,除了《中央曰报》等少数几家国民党报刊外,连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这样的报纸都不准进入渝城。
新闻界的控制值是控制的一个方面,在社会结构上,渝城政斧的触角伸进社会的最基层单元,街道设有街道办事处,村设有村委会,工厂设有工会、国民党委、三青团委;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政治课讲授《三明煮义基础》、《总理文选》、《爱国主义》、《总裁言集》等。
除了这些机构,每个渝城市民还必须领有身份证,无论工作还是住宿都必须有身份证,外地来渝城的,超过一个月就必须办理临时身份证,这个证件是你在渝城工作办事住宿必须有的证件。
除了这些外,渝城与其他地方的区别还有,基本看不到税丁,杨永泰这两月走了江北县、北碚县两个县,沿途没看到一个收税的税卡,田里根本看不到一个儿童,所有适龄儿童全部上学去了。杨永泰还记得他在路上问一个卖菜的农民,农民告诉他不去不行,不去老汉(即父亲)得去坐牢,再说让娃娃读点书是好事,他的三个娃娃全部进学校读书去了。
大致了解了渝城以后,杨永泰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渝城推广新生活运动这么顺利,有如此严密的控制,想不顺利都不行。
不过杨永泰没想明白的是,庄继华是如何保证执行效率的,国民政斧在江西、福建推行保甲制度,老百姓的抵触情绪很大,甚至不得不动用军队保证保甲制度的推行,勉强建立起来,可行政效率奇低,一天能办完的事,甚至有些地方要拖上十天半个月,好点的也需要三四天。
“其实这没什么不好解释的,”庄继华在去成都的路上给他解释道:“保甲制度和渝城推行的制度建立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,保甲制度是从上到下建立的,我们是从下往上建立的;其次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,保甲制度首先损害老百姓的利益,然后才能让老百姓获取利益;而我们是先让老百姓得到利益。老百姓得了甜头,自然会支持我们的制度。”
“可最终的结果没什么区别呀。”杨永泰很是迷惑,朝三暮四的手法难道就没人看破。
“这不一样,”庄继华淡淡一笑:“绝大多数老百姓只会看到眼前利益,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,所以先让他们拿到利益,建立起管理体系,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来解决,如此老白也就热了这个体系,支持这个体系。”
杨永泰陷入沉思,实际的巨大反差,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提出的保甲制度。新修的很平整也很宽敞,颠簸较小,庄继华很惬意的看着窗外的风景。
“最迟年底,成渝铁路就能通车了,到时候去成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”庄继华忽然说。
成渝铁路上最关键的沱江大桥几近完工,全线打通了十六处隧道,修建七座铁路桥,已经完成六座,目前每天有近十万人在铁路线上建设。
“了不起呀,两年时间就把它建起来了。”杨永泰顺口夸奖道,他心里却苦笑,有庄继华这样的财力,什么事情做不了。
“可这不够,还必须修建出川的铁路,”庄继华摇头说:“把川内的武器弹药送到前线,光有船是不够的。另外还有….”
庄继华说到这里转头问杨永泰:“你说刘湘会接受校长的命令吗?”
刘湘战败后,蒋介石除了要刘湘整顿川军外,还要求刘湘整顿川政,交出四川所有民政权力,在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主席之间选择一个职务,很显然刘湘是不可能交出的军队,所以他必然选择川军总司令,那时杨永泰就会顺理成章的接受四川省主席的位置,而渝城市长就由庄继华接手。
“估计很难。”杨永泰感到蒋介石的步骤太快了,刘湘恐怕接受不了:“委员长这次的动作太急,其实可以先整理。”
庄继华点点头,他也认为蒋介石的动作太大,刘湘肯定会反噬,可他还没说什么,杨永泰却问道:“你对渝城的新生活运动怎么看?”
七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出任总会长,熊式辉出任总干事,正式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,八月宋美龄也高调出任妇女运动指导长,辅助蒋介石全力推行新生活运动。
在渝城滕杰出任新生活会会长,庄继华没有选择陈启坤担任妇女运动指导长,而是说服潘慧琴出任这个职务,李之龙当然明白庄继华的意图。
新生活运动在渝城顺利推行起来,大街小巷刷满标语,一时之间西装几乎绝迹,中山装密布上流社会,高档饭店门可罗雀,每个街道都组织了清洁队,街面打扫得干干净净,一切似乎都很好。
新闻界也发动起来,报刊上连篇累牍解释为什么要发起新生活运动,新生活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,如何参加新生活运动,而后就是新生活“先进”事迹,滕杰充分发挥了舆论控制的威力,把整个运动搞得轰轰烈烈。
“滕杰做得不错,只要能坚持下来,必定能振奋民族信心。”庄继华非常谨慎,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,实际上他不看好这场运动。
除了渝城以外国民党没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,缺少深入基层,发动群众的能力,离开群众,运动的深入姓和持久姓就很难保证;其次这次运动要有点像“禁欲”,运动的指导方针简称三化:生活艺术化、生活生产化、生活军事化,希望国民“勤以开源,俭以节流,知奢侈不逊之非礼,不劳而获之可耻,从而救中国之贫困,弭中国之乱源”;让那些达官贵人保持简朴,短时间可以,时间长了,恐怕他们自己就无法坚持了,他们一撤,老百姓会自然也就撤了。
“我们的国人就是贪图安逸,西方传来的一些奇谈怪论搞乱了国人的思想,忘掉了中华文化的精髓:忠孝节义,礼义廉耻;委员长希望能通过这样一场运动,让国民重新认识中华文化。”杨永泰压抑着心中的兴奋,这个运动还是按照他在蒋介石身边设计的轨道运行,这让他很兴奋,又让他感到一点机会:“我看渝城做得很好,应该向委员长报告,让全国各大城市派人来学习。”
“畅卿先生,你是有专折奏事权的,完全可以向委员长提出来呀。”庄继华笑着说。
“当然,”杨永泰听出庄继华话里的意思,但他还是不动声色的说:“文革,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军事专家,现在看来党政军你是样样拿手,我想请你出出主意,现在这运动还需要做哪些?”
庄继华有点意外的看看杨永泰,这杨永泰一向自负,今天是怎么啦。杨永泰的眼神很诚恳,庄继华想了想还是推辞道:“说实话,我的事情太多,没有研究过,不好开口呀。”
杨永泰毫不在意,仍然诚恳的说:“一事通,百事通;文革何必谦虚呢。”
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:“我说点意见吧,不成熟,也不知道对不对,您参考。”
“但说无妨。”
“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,因为农民占国民的大多数;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,所以在渝城这两年,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,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,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,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,而应该到农村去,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,这场运动才能成功。”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。
杨永泰沉默了,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,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,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,主张士人治天下,信守君臣之道,认为通过有艹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,实现国家的富强。象他这样的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。
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,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,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,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,而是相信法律、管理、组织,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,至于思想,见他的鬼去吧。
“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。”沉默良久之后,杨永泰才缓缓的说。
“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,”庄继华立刻答道:“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,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,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,在农村建设学校,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,这一点却是错误的。”
在庄继华到渝城后,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,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;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,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,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,显然是失败了。
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,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,直到两年之后,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,然后他就后悔了。
“畅卿先生,下一步我打算在渝城推行减租减息,你怎么看?”庄继华问,杨永泰是渝城市长,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,争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。
“好呀,”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:“国民政斧早就有这个法令,民国17年国民政斧就制定过《田农保护法草案》,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,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,可地赋太重,士绅反对,不得不停止。渝城与当年的浙江不同,除了不收农税外,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,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。”
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,那是见了血的,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,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,卖庄继华一个好,以便加强双方的合作。
两人在车上好像闲聊一样,就把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方向给定下来了,同时还达成一个不落文字的协议,杨永泰将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运动,庄继华推行减租减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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