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5章 但这一切值得吗?
刘询的愤怒和委屈无人吐诉,只能憋着回到温室殿时,才与那总是默默听天子背地里痛骂某位大臣,却笑着听之劝之的许皇后说出口。
“禅让,又是禅让!皇后你听听,这是人话么?”
要求汉帝禅让,这不是刘询第一次听到。
孝昭在位的元凤三年,泰山大石立,董仲舒的再传弟子,符节令眭弘推衍《春秋》大意,认为这意味着有人将从匹夫为天子者,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。
于是眭弘就给霍光上了一道奏疏:“先师董仲舒有言,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,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。汉家乃是尧帝之后,有传国给他姓之运势。汉帝应普告天下,求索贤人,禅以帝位,退自封百里,如殷周二王后,以承顺天命。”
这奏疏可是将朝堂都惊呆了,董仲舒若是还活着,一定会急忙矢口否认:“我没有说过这句话!”
老董确实只隐晦地提了“春秋新王”之说,将孔子与其所作《春秋》定为世俗之外的真正王统,他要敢在孝武面前提禅让,多十颗脑袋都不够砍。
当时正值霍光召开盐铁之会,杀了被贤良文学痛恨的“功利奸臣”桑弘羊,又还没开始进取西域,故被儒生视为周公第二。只要霍大将军全面拥抱儒学五经,就是妥妥的圣人。这禅让之言多半是想要投机,但也符合汉武帝晚年后关东儒林的主流意见。
他们以为武帝开疆拓土,消耗巨大,以九州之财奉于四夷,导致内政动荡,再这样下去大汉迟早要崩溃。一部分对朝廷心存失望的儒生,尤其是董仲舒后学,想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传说,萌生了汉帝禅让贤能,从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……
儒生蠢么?一点不蠢,这种想法的流毒两千年后仍大行于世:只要出一位民选领导,社会一切疑难杂症都将彻底解决!
秉政的大将军霍光觉得眭弘是想搞自己,遂定以“妖言惑众”处死,但此事在刘询即位后出现了反转。
刘询想要神话自己登基的过程,表明继位是顺承天意,故结合上林苑中蚂蚁吃叶子出现“公孙病已立”几个字的传言,将眭弘的预言裁剪后放到自己身上。他确实是以匹夫而为天子,也是“公孙氏”啊。故刘询为眭弘平反,还任用他的儿子为郎。
现在回头看,刘询才发现当初太年轻了,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此事鼓舞了董仲舒的后学弟子,研究灾异预言的人越来越多,终于把”禅让之论”再度推到了自己面前。
对盖宽饶的奏疏,刘询是以最大恶意去解读的:“他是想说,当今朝政昏聩不明,再这样下去,刘氏的江山不会太长久,汉家天子已经到了该退位的时候了。”
“陛下,盖司隶素来刚直,恐怕并未此意。”许平君小心规劝,她与刘询十余年夫妻,能看出皇帝眼中流出的杀意。
“朕过去也以为他是刚直而戆,如今才发现,恐怕是看错人了。”
刘询起身感慨道:“五年前,朕夷灭匈奴,设安北都护,北境永宁,但朕没有急着宣布天下安定。因为竟宁年间战争先行,内政仍有很大弊病,尤其在吏治上,官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,纵释有罪为不苛,或以酷恶为贤,皆失其中。”
“于是五年来,朕常幸宣室,斋居而决事,花了大精力投入到内政里。朕先用西安侯之建言,在东海滨以晒盐法代替煮盐法后,降盐价。减少了北边屯兵,二十万郡国边卒只留下四万。”
“这些开源节流多出来的钱帛,就用来赈贫民、假公田、贷种食、减算赋、赐老人王杖,想让天下早点恢复民生。”
“朕又减肉刑,禁苛暴,选良吏,每有地方二千石上任都要亲自接见,细细问对,看此人是否称职,设置廷尉平,苛酷之风得以扭转,冤假错案稍有平反。”
刘询确实想做一个被万民崇敬,甚至连挑剔的儒生也敬服赞颂的圣君。
五年下来,大汉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外,三单于慕义,稽首称藩。在内,吏称其职,民安其业。政事、文学、法理之士咸精其能,至于技巧、工匠、器械,也远超前代。
等这个年号结束时,不敢说大安,小安是能自夸的,可谓“中兴”了。所以今年初,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的刘询才有点小膨胀,觉得功光祖宗,业垂后嗣,遂祭泰祀,又跑到河东郡祭后土,遣大臣去四至立柱。
可这些成就,在盖宽饶等人眼里,却远远算不上好。
刘询抱怨道:“‘陛下任刑不任德’,‘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’,彼辈常如此说,但不是朕不用,是儒生当真不中用啊!”
就拿那个曾经被刘询寄予厚望,觉得是个人才的萧望之来说吧。刘询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,论议有理,故想要将他从丞相司直提拔为六安国相,考察他的治郡能力。结果萧望之嫌弃那是左官,上疏言病婉拒,还说什么:
“陛下怜爱百姓,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,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,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也。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,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。还望陛下选择明经学的儒士作为内臣,参与政事。诸侯听闻,便知朝廷纳谏虑政,而无缺遗。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。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,也不必忧虑。”
不必忧虑……不必忧虑,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,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?怎么,轮到自己去时,就如此推诿?非得一步登天,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?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?
刘询当真是气笑了,是啊,动动嘴皮子,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。
从那以后,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,并料定:“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。”
他连自家的太子,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,生怕教歪了。
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、耿寿昌,以及张敞等人,都是帝国的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,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,耿寿昌去海滨数年,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,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。
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,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,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,王道为辅,虽也用儒士,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。
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,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,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而谏大夫、博士就开始吵吵。
“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,南辕北辙,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!”
他们以为,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,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,虽然解决了匈奴,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,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,虽然四夷来朝,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,这一切都值得吗?
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,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,但儒吏们也没赢。
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,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,还拿刘询赐给史、许富贵说事,揪着这些小处不放,危言耸听,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。
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,但刘询想的很深,这盖宽饶不是孤例,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: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。
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,西安侯任弘的预言:“陛下,荀子有言,儒分大儒、雅儒、俗儒。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,缪学杂举,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,不知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者,俗儒也。今《公羊》俗儒充斥朝堂,其学蔓延九州四野。”
“若不防微杜渐,他日乱大汉者,俗儒也!”
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,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,刘询当时一笑而过,没当回事,但今日看来……
“《公羊》、《韩易》之学,确实不能再纵容了。”
……
“陛下,绣衣使者说,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。”
到了次日,回到宣室殿后,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:“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‘汉有六七之厄,法应再受命’的话,又开始传播了。”
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,中流与群臣饮宴,那一年他身体不好,几乎病逝,乐极哀来,惊心老至,有感于此,乃自作《秋风》辞:“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
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,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,竟对群臣说:“汉有六七之厄,法应再受命,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?六七四十二,代汉者,当涂高也!”
这简直是亡国之言,群臣震恐,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,那一年身体也欠佳,有时是不太清醒的,虽被群臣劝诫,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:“吾醉言耳。然自古以来,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……”
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,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——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。
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:六七之厄,大汉的皇帝,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,第六代是孝昭,第七代是他啊,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,没毛病!
可那“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”就没法洗了,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。
刘询闭上眼,让金安上退下,心中暗道:“朕曾想证明,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,要让所有人都承认。”
“可现在朕明白了,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。”
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,越看越心寒:“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,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……朕已做到这种地步,在彼辈眼中,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‘圣人’占个位置,随时可以让位的?”
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,他也知道,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。
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,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,并柔和媚上的家伙,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。
儒生期盼的,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: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,像舜一样孝顺,如尧一般尚贤,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,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。
如此,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,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——以《春秋》当新王!然后,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,全面复古,奉天法先王,以礼治国,便能达到太平世。
除此之外,一切其他方法,都是错误的!
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,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:只要实现民主自由,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——若是没解决,那是因为,你还不够民主自由。
历史上再过几十年,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“圣人”,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。
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,上朝前,刘询如往日一样,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,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,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。
“扔了它。”
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,忽然如此下令,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,换上一块新的后,刘询再靠近一照,果然,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。
“若是再怎么照,脸上都有瑕疵,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。”
“而是铜鉴有瑕疵!”
刘询心情大好,戴上冠冕后,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,语气平常。
“下其书,使中二千石议之。”
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转折点,都是因为某位小人物一篇文章,而引发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天安三年,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,大汉朝的思想界,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!
……
PS:第二章在0点前,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,写起来有点慢,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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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禅让,又是禅让!皇后你听听,这是人话么?”
要求汉帝禅让,这不是刘询第一次听到。
孝昭在位的元凤三年,泰山大石立,董仲舒的再传弟子,符节令眭弘推衍《春秋》大意,认为这意味着有人将从匹夫为天子者,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。
于是眭弘就给霍光上了一道奏疏:“先师董仲舒有言,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,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。汉家乃是尧帝之后,有传国给他姓之运势。汉帝应普告天下,求索贤人,禅以帝位,退自封百里,如殷周二王后,以承顺天命。”
这奏疏可是将朝堂都惊呆了,董仲舒若是还活着,一定会急忙矢口否认:“我没有说过这句话!”
老董确实只隐晦地提了“春秋新王”之说,将孔子与其所作《春秋》定为世俗之外的真正王统,他要敢在孝武面前提禅让,多十颗脑袋都不够砍。
当时正值霍光召开盐铁之会,杀了被贤良文学痛恨的“功利奸臣”桑弘羊,又还没开始进取西域,故被儒生视为周公第二。只要霍大将军全面拥抱儒学五经,就是妥妥的圣人。这禅让之言多半是想要投机,但也符合汉武帝晚年后关东儒林的主流意见。
他们以为武帝开疆拓土,消耗巨大,以九州之财奉于四夷,导致内政动荡,再这样下去大汉迟早要崩溃。一部分对朝廷心存失望的儒生,尤其是董仲舒后学,想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传说,萌生了汉帝禅让贤能,从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……
儒生蠢么?一点不蠢,这种想法的流毒两千年后仍大行于世:只要出一位民选领导,社会一切疑难杂症都将彻底解决!
秉政的大将军霍光觉得眭弘是想搞自己,遂定以“妖言惑众”处死,但此事在刘询即位后出现了反转。
刘询想要神话自己登基的过程,表明继位是顺承天意,故结合上林苑中蚂蚁吃叶子出现“公孙病已立”几个字的传言,将眭弘的预言裁剪后放到自己身上。他确实是以匹夫而为天子,也是“公孙氏”啊。故刘询为眭弘平反,还任用他的儿子为郎。
现在回头看,刘询才发现当初太年轻了,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此事鼓舞了董仲舒的后学弟子,研究灾异预言的人越来越多,终于把”禅让之论”再度推到了自己面前。
对盖宽饶的奏疏,刘询是以最大恶意去解读的:“他是想说,当今朝政昏聩不明,再这样下去,刘氏的江山不会太长久,汉家天子已经到了该退位的时候了。”
“陛下,盖司隶素来刚直,恐怕并未此意。”许平君小心规劝,她与刘询十余年夫妻,能看出皇帝眼中流出的杀意。
“朕过去也以为他是刚直而戆,如今才发现,恐怕是看错人了。”
刘询起身感慨道:“五年前,朕夷灭匈奴,设安北都护,北境永宁,但朕没有急着宣布天下安定。因为竟宁年间战争先行,内政仍有很大弊病,尤其在吏治上,官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,纵释有罪为不苛,或以酷恶为贤,皆失其中。”
“于是五年来,朕常幸宣室,斋居而决事,花了大精力投入到内政里。朕先用西安侯之建言,在东海滨以晒盐法代替煮盐法后,降盐价。减少了北边屯兵,二十万郡国边卒只留下四万。”
“这些开源节流多出来的钱帛,就用来赈贫民、假公田、贷种食、减算赋、赐老人王杖,想让天下早点恢复民生。”
“朕又减肉刑,禁苛暴,选良吏,每有地方二千石上任都要亲自接见,细细问对,看此人是否称职,设置廷尉平,苛酷之风得以扭转,冤假错案稍有平反。”
刘询确实想做一个被万民崇敬,甚至连挑剔的儒生也敬服赞颂的圣君。
五年下来,大汉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外,三单于慕义,稽首称藩。在内,吏称其职,民安其业。政事、文学、法理之士咸精其能,至于技巧、工匠、器械,也远超前代。
等这个年号结束时,不敢说大安,小安是能自夸的,可谓“中兴”了。所以今年初,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的刘询才有点小膨胀,觉得功光祖宗,业垂后嗣,遂祭泰祀,又跑到河东郡祭后土,遣大臣去四至立柱。
可这些成就,在盖宽饶等人眼里,却远远算不上好。
刘询抱怨道:“‘陛下任刑不任德’,‘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’,彼辈常如此说,但不是朕不用,是儒生当真不中用啊!”
就拿那个曾经被刘询寄予厚望,觉得是个人才的萧望之来说吧。刘询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,论议有理,故想要将他从丞相司直提拔为六安国相,考察他的治郡能力。结果萧望之嫌弃那是左官,上疏言病婉拒,还说什么:
“陛下怜爱百姓,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,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,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也。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,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。还望陛下选择明经学的儒士作为内臣,参与政事。诸侯听闻,便知朝廷纳谏虑政,而无缺遗。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。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,也不必忧虑。”
不必忧虑……不必忧虑,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,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?怎么,轮到自己去时,就如此推诿?非得一步登天,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?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?
刘询当真是气笑了,是啊,动动嘴皮子,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。
从那以后,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,并料定:“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。”
他连自家的太子,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,生怕教歪了。
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、耿寿昌,以及张敞等人,都是帝国的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,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,耿寿昌去海滨数年,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,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。
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,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,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,王道为辅,虽也用儒士,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。
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,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,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而谏大夫、博士就开始吵吵。
“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,南辕北辙,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!”
他们以为,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,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,虽然解决了匈奴,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,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,虽然四夷来朝,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,这一切都值得吗?
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,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,但儒吏们也没赢。
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,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,还拿刘询赐给史、许富贵说事,揪着这些小处不放,危言耸听,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。
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,但刘询想的很深,这盖宽饶不是孤例,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: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。
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,西安侯任弘的预言:“陛下,荀子有言,儒分大儒、雅儒、俗儒。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,缪学杂举,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,不知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者,俗儒也。今《公羊》俗儒充斥朝堂,其学蔓延九州四野。”
“若不防微杜渐,他日乱大汉者,俗儒也!”
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,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,刘询当时一笑而过,没当回事,但今日看来……
“《公羊》、《韩易》之学,确实不能再纵容了。”
……
“陛下,绣衣使者说,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。”
到了次日,回到宣室殿后,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:“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‘汉有六七之厄,法应再受命’的话,又开始传播了。”
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,中流与群臣饮宴,那一年他身体不好,几乎病逝,乐极哀来,惊心老至,有感于此,乃自作《秋风》辞:“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
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,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,竟对群臣说:“汉有六七之厄,法应再受命,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?六七四十二,代汉者,当涂高也!”
这简直是亡国之言,群臣震恐,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,那一年身体也欠佳,有时是不太清醒的,虽被群臣劝诫,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:“吾醉言耳。然自古以来,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……”
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,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——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。
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:六七之厄,大汉的皇帝,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,第六代是孝昭,第七代是他啊,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,没毛病!
可那“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”就没法洗了,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。
刘询闭上眼,让金安上退下,心中暗道:“朕曾想证明,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,要让所有人都承认。”
“可现在朕明白了,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。”
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,越看越心寒:“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,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……朕已做到这种地步,在彼辈眼中,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‘圣人’占个位置,随时可以让位的?”
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,他也知道,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。
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,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,并柔和媚上的家伙,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。
儒生期盼的,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: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,像舜一样孝顺,如尧一般尚贤,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,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。
如此,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,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——以《春秋》当新王!然后,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,全面复古,奉天法先王,以礼治国,便能达到太平世。
除此之外,一切其他方法,都是错误的!
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,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:只要实现民主自由,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——若是没解决,那是因为,你还不够民主自由。
历史上再过几十年,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“圣人”,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。
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,上朝前,刘询如往日一样,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,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,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。
“扔了它。”
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,忽然如此下令,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,换上一块新的后,刘询再靠近一照,果然,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。
“若是再怎么照,脸上都有瑕疵,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。”
“而是铜鉴有瑕疵!”
刘询心情大好,戴上冠冕后,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,语气平常。
“下其书,使中二千石议之。”
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转折点,都是因为某位小人物一篇文章,而引发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天安三年,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,大汉朝的思想界,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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