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49章 ”禁酒时代“
大理寺,是赵国的法律机构,得名于曾经担任过“理官”的嬴姓祖先皋陶,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,大力提倡“法治”的传统依据。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,又被称为“大理寺卿”,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,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,计然又不负责法律,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?
却听赵无恤说道:“计相应当记得,因为天灾**,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,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,效仿夏禹和周公旦,除了官方宴飨外,严禁国内酿酒、卖酒……”
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,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,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。到了夏代,相传大禹之时,有匠人仪狄造酒,作为贡品献上,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,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,不知不觉喝醉了。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,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,并预言道: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!”
果不其然,后世夏桀、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。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,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,让他们的身体垮掉,精神也陷入了癫狂。
总之酒这东西,少饮能让人愉快,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,便万难填充,古人开始意识到,对这种东西,必须加以遏止。
于是殷周革命之际,周公旦就在《尚书·酒诰》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。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“庶群自酒,腥闻在上”的颓废社会风气,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,规定民间无故不得“群饮”,违者则“尽执拘”,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,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。
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,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。进入春秋之后,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,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,酒醉误事外,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:节约粮食。
先秦时期,中国果酒不太发达,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,需要消耗大批粮食,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,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,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。
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,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,于是去年,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,并让邓析出台法令:“三人以上,无故群饮,罚钱三百”!
赵国在还没建立前,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“禁酒时代”。
对此,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,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,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,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,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。
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,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,彻夜饮酒狂欢,五天五夜没有停止,还恬不知耻地对侍从炫耀说:“孤真是非同常人啊!喝了五天五夜的酒,却一点醉的感觉都没有!”最后还是近侍优莫说他:“主君再努力一吧,就能赶上饮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纣了。”这才把赵襄子吓醒。
如今赵无恤在民间禁酒,官方也减少对酒的需求,一方面能节约粮食用于战争,另一方面也能与历史上的“他”有所不同,是一种自我肯定。
然而在实行快一年后,赵无恤赫然发现,这条禁令根本就没什么卵用……
虽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,但只要微服到市场周围看看,便能发现,光是邺城周边的乡邑、里聚,就有数百个私人酿酒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,虽然都是藏在家里的小坊,所酿之酒不多,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。
想到这里,赵无恤便无奈地对计然说道:“从禁酒令下达以来,市场上的酒就从来没断绝过,就在年前,邺城令派人去周围乡里中暗访,便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个大酒坊,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,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,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。”多的不说,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,外出嬉闹,被执金吾抓了。
“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,没收酿酒器具,对群饮者罚钱,并将知法犯法,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。但都城脚下如此,郡县上更不必说。”
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,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,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“节约粮食”,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。
禁酒之后,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,地方豪长、富商争相酿酒,粮食非但没有节省,反而耗费得更多,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。其中以东阳、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,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,鲁卫那边也有私酒流入
在吃了这次亏后,无恤也明白过来,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,无论出于道德、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,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。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、汉文帝、曹操、刘备等,无一不以失败告终,不得不向现实让步。
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,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,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逢年过节,只要家境不太困难,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,手舞足蹈一番,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,饮用者并不在意。在乱世里,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而在怯于祸患,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……
在这种情况下,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。
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:“故而寡人觉得,既然酒难以禁止,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,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,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。”
计然是财政经济上的行家里手,立刻会意,笑道:“君上莫非是要在赵国实行半禁半驰,民间禁止酿造,只由官府实行酒类专卖?”
……
赵侯无恤元年一月,为了顺应举国同庆的气氛,赵无恤通过大理寺宣布:解除去年颁布的禁酒令!
一时间,民间各处富户、中人之家交相举杯庆贺,大夫和官僚、军吏们也在对这项举措拍手叫好之余,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里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,准备开怀痛饮。
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,这条政令还有后半截:“即日起,赵国实行酒榷!”民间禁饮法令解除,但禁酿之令仍在,私自酿酒的罪责更是加了一等,而官府将对酒类实行专营,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。
对此,左史丘明的记载尤为精到:“自此,名禁而实许之酤,意在榷钱,而不在酒矣。”也就是说,名义上禁酿,其实又只许官府经营,目的是在从中抽税,而不是禁酒本身了。
上头严令之下,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,或收编或捣毁。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,随之而来的,是酒肆重新开张,但摆上案几的,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。
对此,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,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、豪长、官吏,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,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。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,可胜在质量,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、清酒,更能卖出天价。
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,犹如一剂强心针。酒榷政策实行后,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,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。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,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,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,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。
二三月份时,在“寓禁于征”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,又连续出台了几项专卖政策。
首先是重申了赵国币制,以黄金和五铢钱为唯二指定流通货币,废弃刀币、布币等币种,严禁郡县和民间铸钱。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、币制混乱的问题,稳定了市场和流通。更重要的是,自此以后,不但是赵国九郡,连鲁、卫也被剥夺了铸币的权力,转由太府下辖的“邺城三官”(钟官、技巧、辨铜三官),分别负责鼓铸、刻范和原料。赵无恤这是狠下心来要狠狠吃一笔铸币税了!
与之同时进行的,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:盐铁专营。
“盐专营”,即赵国官府明确规定不论是太原的大卤泽、河东的安邑池,乃至于各地煮出来的土盐,统统属于国有,贩卖私盐乃是死罪!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,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地域煮盐,交付郡县的均输官、平准官统一收购、统一运输、统一销售。
其实食盐由国家专营,并非是秦汉才有的东西,而是管仲的创举。
按照管仲“官山海”的理论,计然给赵无恤算了笔账:“一个具有千乘兵车的大国,100万的总人口,每人每月征收3钱,一个月也就300万钱;但只要每升盐加价1钱,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,每月即可多得300万钱,已等于每月3钱高额丁税带来的收入,就算打个折换算成粮食,也是一笔了不得的数量了……”
“铁专营”与此类似,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,官府垄断了境内大大小小的铁矿,从开采、运输、铸造、售卖都排斥私人商贩参与。使得这种赵国利器不会轻易流往境外,又能保证市场的垄断,让铁价维持在和青铜差不多的价格。
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,但”盐铁专营“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,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,达到“见予之形,不见夺之理”,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。
这些都是赵无恤和计然一起合计的,计然的经济思想虽然重农,却不排斥其他产业,他曾向赵无恤明确指出“富国非一道,无末业则本业何出?”
在计然看来,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来路,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富国强兵的源泉,如今在农业上暂时玩不出花的时候,赵国便从工商上找到了出路,达到了不加农税口税而府库钱粮增加的目标。
虽然以赵无恤对历史上“官营”,以及后世国企的一贯尿性了解,他自然也知道,在市场垄断和监督难以落实到基层的情况下,这三种专营不可避免会产生种种弊端。可如今府库枯竭近在眼前,就算是饮鸩止渴,他也只能执行下去,弊端之类的,只能期待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细化规范,加以更改了。
有了这盐、铁、酒专营三管齐下的收入,计然今年的”量入为出“终于能顺利地做下去了,但虽然开了源,在支出上,依然得好好合计一番,咎待解决的,就是对赵国建立过程里,有功将士臣僚的封赏了……在这方面,计然就插不上话了。
好在早在建国之前,赵无恤已经和董安于、邮无正两位商量好了举措。
二三月份,在有功将士的期盼下,与当世制度大为不同的赵国《军爵律》开始颁布实行……
ps:12点前还有一章
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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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听赵无恤说道:“计相应当记得,因为天灾**,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,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,效仿夏禹和周公旦,除了官方宴飨外,严禁国内酿酒、卖酒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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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酒这东西,少饮能让人愉快,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,便万难填充,古人开始意识到,对这种东西,必须加以遏止。
于是殷周革命之际,周公旦就在《尚书·酒诰》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。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“庶群自酒,腥闻在上”的颓废社会风气,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,规定民间无故不得“群饮”,违者则“尽执拘”,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,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。
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,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。进入春秋之后,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,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,酒醉误事外,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:节约粮食。
先秦时期,中国果酒不太发达,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,需要消耗大批粮食,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,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,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。
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,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,于是去年,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,并让邓析出台法令:“三人以上,无故群饮,罚钱三百”!
赵国在还没建立前,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“禁酒时代”。
对此,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,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,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,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,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。
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,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,彻夜饮酒狂欢,五天五夜没有停止,还恬不知耻地对侍从炫耀说:“孤真是非同常人啊!喝了五天五夜的酒,却一点醉的感觉都没有!”最后还是近侍优莫说他:“主君再努力一吧,就能赶上饮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纣了。”这才把赵襄子吓醒。
如今赵无恤在民间禁酒,官方也减少对酒的需求,一方面能节约粮食用于战争,另一方面也能与历史上的“他”有所不同,是一种自我肯定。
然而在实行快一年后,赵无恤赫然发现,这条禁令根本就没什么卵用……
虽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,但只要微服到市场周围看看,便能发现,光是邺城周边的乡邑、里聚,就有数百个私人酿酒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,虽然都是藏在家里的小坊,所酿之酒不多,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。
想到这里,赵无恤便无奈地对计然说道:“从禁酒令下达以来,市场上的酒就从来没断绝过,就在年前,邺城令派人去周围乡里中暗访,便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个大酒坊,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,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,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。”多的不说,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,外出嬉闹,被执金吾抓了。
“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,没收酿酒器具,对群饮者罚钱,并将知法犯法,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。但都城脚下如此,郡县上更不必说。”
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,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,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“节约粮食”,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。
禁酒之后,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,地方豪长、富商争相酿酒,粮食非但没有节省,反而耗费得更多,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。其中以东阳、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,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,鲁卫那边也有私酒流入
在吃了这次亏后,无恤也明白过来,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,无论出于道德、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,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。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、汉文帝、曹操、刘备等,无一不以失败告终,不得不向现实让步。
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,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,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逢年过节,只要家境不太困难,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,手舞足蹈一番,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,饮用者并不在意。在乱世里,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而在怯于祸患,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……
在这种情况下,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。
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:“故而寡人觉得,既然酒难以禁止,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,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,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。”
计然是财政经济上的行家里手,立刻会意,笑道:“君上莫非是要在赵国实行半禁半驰,民间禁止酿造,只由官府实行酒类专卖?”
……
赵侯无恤元年一月,为了顺应举国同庆的气氛,赵无恤通过大理寺宣布:解除去年颁布的禁酒令!
一时间,民间各处富户、中人之家交相举杯庆贺,大夫和官僚、军吏们也在对这项举措拍手叫好之余,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里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,准备开怀痛饮。
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,这条政令还有后半截:“即日起,赵国实行酒榷!”民间禁饮法令解除,但禁酿之令仍在,私自酿酒的罪责更是加了一等,而官府将对酒类实行专营,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。
对此,左史丘明的记载尤为精到:“自此,名禁而实许之酤,意在榷钱,而不在酒矣。”也就是说,名义上禁酿,其实又只许官府经营,目的是在从中抽税,而不是禁酒本身了。
上头严令之下,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,或收编或捣毁。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,随之而来的,是酒肆重新开张,但摆上案几的,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。
对此,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,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、豪长、官吏,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,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。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,可胜在质量,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、清酒,更能卖出天价。
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,犹如一剂强心针。酒榷政策实行后,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,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。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,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,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,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。
二三月份时,在“寓禁于征”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,又连续出台了几项专卖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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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盐专营”,即赵国官府明确规定不论是太原的大卤泽、河东的安邑池,乃至于各地煮出来的土盐,统统属于国有,贩卖私盐乃是死罪!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,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地域煮盐,交付郡县的均输官、平准官统一收购、统一运输、统一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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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管仲“官山海”的理论,计然给赵无恤算了笔账:“一个具有千乘兵车的大国,100万的总人口,每人每月征收3钱,一个月也就300万钱;但只要每升盐加价1钱,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,每月即可多得300万钱,已等于每月3钱高额丁税带来的收入,就算打个折换算成粮食,也是一笔了不得的数量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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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,但”盐铁专营“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,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,达到“见予之形,不见夺之理”,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。
这些都是赵无恤和计然一起合计的,计然的经济思想虽然重农,却不排斥其他产业,他曾向赵无恤明确指出“富国非一道,无末业则本业何出?”
在计然看来,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来路,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富国强兵的源泉,如今在农业上暂时玩不出花的时候,赵国便从工商上找到了出路,达到了不加农税口税而府库钱粮增加的目标。
虽然以赵无恤对历史上“官营”,以及后世国企的一贯尿性了解,他自然也知道,在市场垄断和监督难以落实到基层的情况下,这三种专营不可避免会产生种种弊端。可如今府库枯竭近在眼前,就算是饮鸩止渴,他也只能执行下去,弊端之类的,只能期待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细化规范,加以更改了。
有了这盐、铁、酒专营三管齐下的收入,计然今年的”量入为出“终于能顺利地做下去了,但虽然开了源,在支出上,依然得好好合计一番,咎待解决的,就是对赵国建立过程里,有功将士臣僚的封赏了……在这方面,计然就插不上话了。
好在早在建国之前,赵无恤已经和董安于、邮无正两位商量好了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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