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五章 诱之以利
“兄长,若在北天竺修建铁道,百里造价……三百万贯够吗?”
“不够。”
张德摇摇头,程处弼为什么这么问,他是知道的。“汉安线”是个模范工程,既显露了武汉的真正实力,也勾起了无数资金雄厚巨头的心。
只不过,想要修建铁路,绝非是凑点人头就能解决的。从论证开始到正式动工,就隔了一个“昆仑海”的距离。
仅从工人素质上来讲,虽说封建王朝的底层大多散漫无知,但因为文明成熟度的不同,皇唐天朝的刁民,也比“天竺地”的顺民好用。
究其原因,“天竺地”的贱民,不管做什么事情,首先要考虑到的,就是有没有产生“冒犯”。
这是枷锁,无形的,看不见的。
而在“天竺地”的不少地方,唐朝内部山头,还要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,来获取更多的“天竺奴”,这是两难的地方。
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想要通过暴力手段,替代“天竺地”的代理人,那就是直接去做贱民的新主人。这并非不可行,但随之而来的,要么换一种体系,要么就是顺应旧时的天竺制度。
前者成本高昂,后者换汤不换药。
所以进行“天竺奴”贸易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把贱民彻底转移出去,离开原先的土地之后,没有主人的贱民,就只能靠自己,或者抱团取暖。
当然唐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高效的方式,那就是把“天竺地”的种族全部屠戮干净,进行彻底的种族灭绝。
贞观二十五年的唐朝暴力机器,可以做到这一点,但毫无意义。
“眼下修铁路无甚意思。”
张德对程处弼说道,“天竺诸地想要四方通衢,靡费不比中原要少。但彼处汉胡比例失衡,倘使要修建铁路,须三十年积累。”
“两代人?”
“两代人。”
不管是“减丁”还是“迁民”,本质都是为其服务的。
以往羁縻统治的原因,是受限于技术条件,而不是统治意愿。但随着路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,加上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,以及更加超前的管理手段,“羁縻统治”通常情况下,只有针对废到不能再废的地区,才会施行。
哪怕是剑南地区,随着龙昊、冉氏等等势力带来的另类产出,比如奢侈品,仅仅满足于“羁縻统治”,这不符合帝国上层建筑的需要。
在豪奢挥霍上面,谈什么满足个人需求都是假的。就好比,李皇帝只需要一条白老虎皮就够了,但他会嫌一百条白老虎皮太多吗?哪怕他拿白老虎皮用来擦鞋,那也是他的事情。
再比如一个新式庄园主,他明明给奴工一天多加一餐,也不会损失太多,但庄园主会介意自己多压榨几滴奴工的血汗吗?
一旦利润追求成了终极目标,那么其他的一切人性,都是为其服务的,都是要为其让步的。
“三十年积累,除了调整汉胡比例之外,一应技术上的人才,都要培养累积。一个合格的铁路劳工,培养起来也要一两年。但是,培养一个管理这些合格劳工的监工,则需要五年以上的新式教育。”
纯粹出卖劳力的劳工,只需要靠疯狂地扩大生育,就可以做到。
但是,管理这些劳工,让劳工不要自由散漫,有序地在工段上出卖劳力,就需要合格的基层管理者。
铁路建设上的每一颗“螺丝钉”,都不是从封建王朝的土壤中挖掘出来的。
“三十年太久。”
程处弼摇摇头,“不瞒兄长,我是想要给西军子弟谋个出路。五年十年不打仗,当兵的日子就不好过,难捱啊。”
“眼下要修,也是先修官道。铁路之事,可以先放一放,不过测绘论证诸事,可以先行。”
言罢,张德又对程处弼道,“五年之内,尽量都迁徙蕃人、獠人、旧时西域诸国百姓南下,如此也是可行。”
“分其田亩?”
“总要诱之以利。”
“也罢。”
兄弟二人也只是先行讨论,涉及到具体的天竺大政,若是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,这是万万不能的。
而且敦煌宫方面,在消化西域之后,其职能会迅速衰退。尤其是商人把握市场规律是最敏感的,商屯的利润在衰退,“粮食换产本”的业务虽然还在进行,但很显然敦煌宫对于粮食的需求在降低。
兵部已经有心把西域驻军的总后方,从敦煌迁徙到北庭,至于朝廷会不会继续盖个什么什么宫,那就不得而知。
从翼国公府撤了之后,张德、李奉诫、程处弼三人又找了个地方讨论。李奉诫对于天竺的事情兴趣不大,他更加感兴趣的,就是“国族”概念在他的推动之下,有了新的转变。
淮扬、苏杭的地方巨头,又非常欢迎这种概念。
既能削弱皇权,又能动员更多的底层为他们服务。
“兄长的意思是,最好让东南世族愿意投资天竺,从旁协助处弼?”
“朝廷威严用起来虽好,但也要看时局变化。万一换了个皇帝,新皇登基的当口,怕是诸事停当,就难以为继。反倒是东南世族,如今实力恢复不少,自改元贞观以来,丁口增长甚是可观。”
这几年南方的大型家族,人口增长率都相当喜人。如果碰上好机遇,直接就膨胀为一流世族,典型就是湖州徐氏。
原本就是个小门小户,但有了徐孝德和徐惠,直接成为太湖望族,哪怕是传统的老大世族沈氏、虞氏,也发展大大不如。
若非被李芷儿一巴掌打回原形,只怕膨胀的还要厉害。
“只怕山高路远,大部分人不愿意冒险。”
远海航行,如果经验不够丰富,死亡率高得惊人。早先探索期,往往十个探险队的船,失踪的就有九个,最后一个能回来的,都是运气好到惊人。
即便是度过了探索期,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,也要看运气。天气、海流、风向、疾病……每一个变量突然剧烈变化,可能就是全军覆没。
东南沿海的豪门,正因为清楚这些,所以远比内陆豪强更加谨慎。
无知者无畏,这才是常态。
懂得越多,越是敬畏。
“同样诱之以利。”
张德对李奉诫道,“给钱,给人,给船,给土地,给农具,给天竺女子……只要肯去,什么都可以谈。”
除了这些,还有一样是张德无法亲自下场的,这需要用到李奉诫。
那就是“国族”这个概念,李奉诫说大唐的青少年们为了大唐帝国的千秋万载咱们下海,远比张德来说要有用。
老张高喊“为了帝国”,那是中二病发作需要电疗。
李奉诫喊“皇唐兴废,在我在君”,那就是正义的吼声,忠诚的呐喊……
总之,区别就是有这么大。
在扬子江下游和南运河两岸,李奉诫就是“国族主义”的伟大导师,江湖地位非常的超然。
李狂人绝非只会披头散发耍帅,他手底下还有一票悍不畏死的“战斗编辑”和“战斗记者”。
“便是如此,怕也是难,此事,还需要跟进奏院的人议论。兄长还需约谈东南世族,不让点好处出来,他们是不肯出力的。”
讲白了,在贞观朝通过新方法重新振作起来的东南世族,想要让他们切割一部分家族子弟或者家生子出去,没有足够的利益,顶天就是效仿吴县陆氏,搞个分家即可。
可要是张德给足了好处,那么大宗干掉小支,根本毫无压力。
“分家”就应该为了“宗家”去死,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。
当然在这个过程中,“分家”或许也会为了搏一个出路,彻底跟“宗家”分道扬镳。
但不管是何种选择,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。
通常让一个大姓豪门的分支,愿意“家于”某地,那必须是在某地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供应他们开枝散叶。
历朝历代以来,最少也是个XX太守。
也就是说,普通的百里侯,是不能够满足豪门胃口的。
“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兄弟三人在讨论的时候,程处弼往往都是听,不过这一回,他突然想起了张大素,看了看张德,又看了看李奉诫,“不若将波斯湾大‘塔巴’一事,于彼处宣扬一番?”
“嗯?”
李奉诫一愣,本想说这是无稽之谈,但是转念一想,出神道,“处弼此言不是没有道理,此举……有类‘分封’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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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够。”
张德摇摇头,程处弼为什么这么问,他是知道的。“汉安线”是个模范工程,既显露了武汉的真正实力,也勾起了无数资金雄厚巨头的心。
只不过,想要修建铁路,绝非是凑点人头就能解决的。从论证开始到正式动工,就隔了一个“昆仑海”的距离。
仅从工人素质上来讲,虽说封建王朝的底层大多散漫无知,但因为文明成熟度的不同,皇唐天朝的刁民,也比“天竺地”的顺民好用。
究其原因,“天竺地”的贱民,不管做什么事情,首先要考虑到的,就是有没有产生“冒犯”。
这是枷锁,无形的,看不见的。
而在“天竺地”的不少地方,唐朝内部山头,还要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,来获取更多的“天竺奴”,这是两难的地方。
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想要通过暴力手段,替代“天竺地”的代理人,那就是直接去做贱民的新主人。这并非不可行,但随之而来的,要么换一种体系,要么就是顺应旧时的天竺制度。
前者成本高昂,后者换汤不换药。
所以进行“天竺奴”贸易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把贱民彻底转移出去,离开原先的土地之后,没有主人的贱民,就只能靠自己,或者抱团取暖。
当然唐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高效的方式,那就是把“天竺地”的种族全部屠戮干净,进行彻底的种族灭绝。
贞观二十五年的唐朝暴力机器,可以做到这一点,但毫无意义。
“眼下修铁路无甚意思。”
张德对程处弼说道,“天竺诸地想要四方通衢,靡费不比中原要少。但彼处汉胡比例失衡,倘使要修建铁路,须三十年积累。”
“两代人?”
“两代人。”
不管是“减丁”还是“迁民”,本质都是为其服务的。
以往羁縻统治的原因,是受限于技术条件,而不是统治意愿。但随着路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,加上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,以及更加超前的管理手段,“羁縻统治”通常情况下,只有针对废到不能再废的地区,才会施行。
哪怕是剑南地区,随着龙昊、冉氏等等势力带来的另类产出,比如奢侈品,仅仅满足于“羁縻统治”,这不符合帝国上层建筑的需要。
在豪奢挥霍上面,谈什么满足个人需求都是假的。就好比,李皇帝只需要一条白老虎皮就够了,但他会嫌一百条白老虎皮太多吗?哪怕他拿白老虎皮用来擦鞋,那也是他的事情。
再比如一个新式庄园主,他明明给奴工一天多加一餐,也不会损失太多,但庄园主会介意自己多压榨几滴奴工的血汗吗?
一旦利润追求成了终极目标,那么其他的一切人性,都是为其服务的,都是要为其让步的。
“三十年积累,除了调整汉胡比例之外,一应技术上的人才,都要培养累积。一个合格的铁路劳工,培养起来也要一两年。但是,培养一个管理这些合格劳工的监工,则需要五年以上的新式教育。”
纯粹出卖劳力的劳工,只需要靠疯狂地扩大生育,就可以做到。
但是,管理这些劳工,让劳工不要自由散漫,有序地在工段上出卖劳力,就需要合格的基层管理者。
铁路建设上的每一颗“螺丝钉”,都不是从封建王朝的土壤中挖掘出来的。
“三十年太久。”
程处弼摇摇头,“不瞒兄长,我是想要给西军子弟谋个出路。五年十年不打仗,当兵的日子就不好过,难捱啊。”
“眼下要修,也是先修官道。铁路之事,可以先放一放,不过测绘论证诸事,可以先行。”
言罢,张德又对程处弼道,“五年之内,尽量都迁徙蕃人、獠人、旧时西域诸国百姓南下,如此也是可行。”
“分其田亩?”
“总要诱之以利。”
“也罢。”
兄弟二人也只是先行讨论,涉及到具体的天竺大政,若是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,这是万万不能的。
而且敦煌宫方面,在消化西域之后,其职能会迅速衰退。尤其是商人把握市场规律是最敏感的,商屯的利润在衰退,“粮食换产本”的业务虽然还在进行,但很显然敦煌宫对于粮食的需求在降低。
兵部已经有心把西域驻军的总后方,从敦煌迁徙到北庭,至于朝廷会不会继续盖个什么什么宫,那就不得而知。
从翼国公府撤了之后,张德、李奉诫、程处弼三人又找了个地方讨论。李奉诫对于天竺的事情兴趣不大,他更加感兴趣的,就是“国族”概念在他的推动之下,有了新的转变。
淮扬、苏杭的地方巨头,又非常欢迎这种概念。
既能削弱皇权,又能动员更多的底层为他们服务。
“兄长的意思是,最好让东南世族愿意投资天竺,从旁协助处弼?”
“朝廷威严用起来虽好,但也要看时局变化。万一换了个皇帝,新皇登基的当口,怕是诸事停当,就难以为继。反倒是东南世族,如今实力恢复不少,自改元贞观以来,丁口增长甚是可观。”
这几年南方的大型家族,人口增长率都相当喜人。如果碰上好机遇,直接就膨胀为一流世族,典型就是湖州徐氏。
原本就是个小门小户,但有了徐孝德和徐惠,直接成为太湖望族,哪怕是传统的老大世族沈氏、虞氏,也发展大大不如。
若非被李芷儿一巴掌打回原形,只怕膨胀的还要厉害。
“只怕山高路远,大部分人不愿意冒险。”
远海航行,如果经验不够丰富,死亡率高得惊人。早先探索期,往往十个探险队的船,失踪的就有九个,最后一个能回来的,都是运气好到惊人。
即便是度过了探索期,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,也要看运气。天气、海流、风向、疾病……每一个变量突然剧烈变化,可能就是全军覆没。
东南沿海的豪门,正因为清楚这些,所以远比内陆豪强更加谨慎。
无知者无畏,这才是常态。
懂得越多,越是敬畏。
“同样诱之以利。”
张德对李奉诫道,“给钱,给人,给船,给土地,给农具,给天竺女子……只要肯去,什么都可以谈。”
除了这些,还有一样是张德无法亲自下场的,这需要用到李奉诫。
那就是“国族”这个概念,李奉诫说大唐的青少年们为了大唐帝国的千秋万载咱们下海,远比张德来说要有用。
老张高喊“为了帝国”,那是中二病发作需要电疗。
李奉诫喊“皇唐兴废,在我在君”,那就是正义的吼声,忠诚的呐喊……
总之,区别就是有这么大。
在扬子江下游和南运河两岸,李奉诫就是“国族主义”的伟大导师,江湖地位非常的超然。
李狂人绝非只会披头散发耍帅,他手底下还有一票悍不畏死的“战斗编辑”和“战斗记者”。
“便是如此,怕也是难,此事,还需要跟进奏院的人议论。兄长还需约谈东南世族,不让点好处出来,他们是不肯出力的。”
讲白了,在贞观朝通过新方法重新振作起来的东南世族,想要让他们切割一部分家族子弟或者家生子出去,没有足够的利益,顶天就是效仿吴县陆氏,搞个分家即可。
可要是张德给足了好处,那么大宗干掉小支,根本毫无压力。
“分家”就应该为了“宗家”去死,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。
当然在这个过程中,“分家”或许也会为了搏一个出路,彻底跟“宗家”分道扬镳。
但不管是何种选择,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。
通常让一个大姓豪门的分支,愿意“家于”某地,那必须是在某地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供应他们开枝散叶。
历朝历代以来,最少也是个XX太守。
也就是说,普通的百里侯,是不能够满足豪门胃口的。
“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兄弟三人在讨论的时候,程处弼往往都是听,不过这一回,他突然想起了张大素,看了看张德,又看了看李奉诫,“不若将波斯湾大‘塔巴’一事,于彼处宣扬一番?”
“嗯?”
李奉诫一愣,本想说这是无稽之谈,但是转念一想,出神道,“处弼此言不是没有道理,此举……有类‘分封’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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